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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中国的第三个三十年——未来改革大趋势

2015-07-26 郑永年 领导文萃

中国今天讲建国一百周年,即到2049年。到2049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的30年,邓小平的35年,和从今天开始的35年。前面的65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怎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5年。

毛泽东的30年,在前半段从事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政权,但是后来进行“继续革命”,转向了政治运动,反而破坏现存制度。尽管毛泽东也在寻求一种新的制度形式,例如他试图把社会运动制度化,七八年来一次,但都以失败告终。但毛泽东时代也是有贡献的,这不仅在于人们所说的“消极的贡献”,即文化大革命之后,人们认识到社会运动的破坏性,因此转向了从事经济建设,更在于其“积极的贡献”——毛泽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的35年,主题是从事经济建设。但说邓小平没有想进行政治制度建设,也不对。1980年代他曾经提出过非常大胆的政治制度建设计划,例如党政分开、法制、社会主义民主等政治改革举措。不过,苏联解体之后,邓小平敏锐地判断到,苏联解体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从事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个判断并没有错。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的功劳巨大,今天的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

邓小平的改革计划和思路管了中国改革和发展35年。现在要规划的是未来的35年。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

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是制度建设

第一是集权式改革。集权式改革扭转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过度分权所造成的“无改革”和“不改革”现象。中国的改革先易后难,在进入“啃骨头”的阶段,需要通过集权来克服已经变得非常强大的既得利益对改革所造成的阻力。

第二是全方位的反腐败。大面积腐败是执政党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尽管腐败并不是新鲜事,但近年来的腐败已经给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同时,如果腐败不能得到整治,政权的合法性就成为一大问题。如果没有社会信任,执政党同样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第三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制度建设。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本身并非是最终的目的。执政党的目标,就是要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制度建设。这是今后35年的目标,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即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要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提升并不容易。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很不一样。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例如官员腐败、社会分化、极端思想(不管左右)不断出现、各种犯罪率高居不下、环境生态危机不断等。在国际层面,西方对中国进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周边的外交环境也一直呈现出很不确定的状态,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重大危机。

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度建设成为中国赢得未来的唯一选择。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把它们放在制度建设的背景下来理解才有意义。要用制度建设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用制度建设发掘进一步改革的动力机制。制度建设是去年三中全会和近期结束的四中全会的主题。三中全会尽管涵盖面很广,但主题是经济和社会改革。三中全会的关键词是“市场化”,要通过市场化释放制度红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四中全会的关键词是“法治”,不仅是狭义上的,即法律意义上的,而且是广义上的制度建设,包括社会、行政、政治等方面。

细节决定成败

从制度建设来看,两个全会所通过的改革方案,既有对现存制度的改进,也有制度创新。例如三中全会所大力推动的经济市场化,就是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当时实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抓大”方面只实现了一半,就是把企业整合起来,造就了一些庞大的国有企业,但市场化仍然没有到位。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仍然有行政和政治界别。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才能得到解决。又如,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始讲制度细节问题。在所有国家,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制度,而在于有没有制度细节,细节决定成败。

尽管有了今后35年的宏大计划,但要实施下去,仍然困难重重。一方面,改革的各种阻力不会因为集权和一场反腐败运动就消失了。另一方面,这个改革的过程不能犯中共高层所反复强调的“颠覆性错误”。在这个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小错误在所难免,但颠覆性错误必须避免。从实际层面看,这种“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既可能来自于高层,也可能来自于社会,或者两者的互动。例如,意识形态争论。如果把握不好,意识形态之争成为改革的主题,或者意识形态走回头路,就会是一个颠覆性错误。再如,如果社会治理制度和基本社会正义不能实现,也会造成颠覆性错误。

如果既能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也能避免各种可能的颠覆性错误,今后的30年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执政党所计划的长远目标。正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所预示的,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摘自《领导文萃》2015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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